每年十月的“诺贝尔季节”，对于国人来说，都是尴尬的。是啊，13亿人的偌大中国，选出一个科学家，堪与选出11个会踢足球的比肩——几十年过去了，依旧很难。
以文学奖为例，虽说其消费导向性日渐增强，很大程度上已由文学化转变为事件化，
成为媒体热心追捧的对象，赌博公司开出的新把戏，出版社的方向标， 好莱坞的新菜单。虽然，它往往裹挟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与“欧洲中心主义”的痕迹，但总体来说，评出来的都还是拿得出手的。去年的时候，王蒙先生说，诺贝尔奖并非文学的最高标尺。或许不是最高的，但终究是个标尺，依然可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一个参照系。
翻开近些年的获奖作品，无不表现政治、种族、民族、性别、身份认同等现代内容。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大体是国际移民、流浪汉，或者来自弱小国家弱小民族。他们都以丰富的文化经验，穿透性的精神力量，优美精巧的构思，获得世界性的认同。返观中国当代文学，从文学的技法来说，许多作家都是可以得奖的。中国的作品，也不乏俯首底层的人文情怀，而唯独缺少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力量。
其实，文学奖是关乎精神建设的，听起来比较“阳春白雪”，倒是科技方面的，真是让人看到了差距。以邻国的日本为例，光这次就有四位获奖。其中，有两位纯粹是本土的，有的没有办过护照，从来没出过国，也不会说英语。
诺贝尔科技奖项，可以算得上当今世界最具公信力的选项之一，没真本事，根本忽悠不来。每个关心中国科教进步的人，很自然就会疑惑：政府每年的投入也不少，科研人员群体也不是不庞大，教授们也不是不努力，中国每年的论文数全球第八，拼命学英语的人更是遍地，为何总是无缘诺贝尔奖呢？
最后，我们的矛头都会指向高校僵化的量化评价方式，指向应试教育抹杀了人的个性。这些都是原因，但更重要是整个社会土壤的急功近利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考虑的首先是能创造多少效益，能快速转化成钱，基础学科因为其长线性，自然就相对弱势。
不仅如此，官本位思想深入社会的骨髓，也直接阻碍了自主创新。前一阵子，深圳大学一个处长职位，引得40余位教授的争抢。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鲜见。可悲的不是这些教授，而是我们的科研体制与社会价值体系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流传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。30年过去了，“脑体倒挂”的现状有所改观，但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现实法则又“死灰复燃”。在很多地方，科教机构与机制日益衙门化、官僚化。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一句话，可能就左右一位科研人员的学术前途，而只要当上领导，就可以有更多的课题与经费，有更好的住房和待遇——在这种前提下，傻瓜都知道当官好。当最聪明的人都去做官了，谁来真正搞科研呢？
当许多科研人员被繁琐的事务和人际关系缠身，天天惦记着分房评职称，谈何自主，谈何创新？正如，一些老院士感叹，对于科学家来说，30-40岁最是出成果的时候，但当时没人给自己这种机会和条件，因为都是论资排辈。等熬到院士了，却已是白发苍苍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这样的命运，在新一代的科学家身上，正在延续。
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土壤不革除，这样一种陈旧的“排位学”不革除，中国的科技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，即使得到诺贝尔奖，也只可能是偶然现象。如果全社会真正以科学家为荣，崇尚“科教本位”，诺贝尔奖才能越来越近。否则，只会不断呈现人才“孔雀东南飞”，“生于淮南则为枳”的窘境。
诺贝尔奖理应成为一个标尺，一个刺痛我们并促使奋进革新的标尺，特别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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